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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憶我的紀錄電影生涯(上)
文/莊唯

發布時間:2016年02月03日 16:08 | 來源:火狐體育 |


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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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本文作者(左)拍攝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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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本文作者在南斯拉夫拍攝時與當地兒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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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唯

1929年出生。

1947年入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同年入東北電影制片廠,1949年入北京電影制片廠。1953年轉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任攝影助理、攝影師、編導。

參加遼沈、平津戰役的拍攝,曾駐廣東、陜西、西藏等攝影站拍攝時政新聞。參加拍攝《新中國的誕生》《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等。編導兼攝影的影片《加拿大見聞》《今日柬埔寨》《十世班禪》等。

 

一、那些難忘的往事

 

遼沈戰役:轉戰東北

1945年,東北光復。之前在日本的鐵蹄下,我們受的是奴化教育,到這個時候,我才真正地知道我們的祖國是中國。

日本投降后,東北成了國共兩黨的必爭之地。這時,我們的中學開始學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樹立無產階級人生觀。我知道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知道了什么是熱愛祖國,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逐漸感覺到共產黨主張的這個主義好,它要民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把貧困落后的國家變成富強的國家。

1947年,我考入東北軍政大學,年底畢業,被分配到興山東北電影制片廠,做攝影工作。

1948年年初,我參加四平戰役。我跟隨拍攝的部隊是阻擊國民黨援助四平守敵的增援部隊的。記得我們進入四平市區的時候,眼前是無邊無際的瓦礫,連一段殘垣斷壁都看不到,人們說:“四平、四平、四次,攻戰全平了。”

5月,我和吳夢濱被分配到民主聯軍八縱隊六十八團,從此,我們開始了正規的部隊生活;戰術演練是必修課,“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是必須掌握的。最嚴格的要求是“敢于刺刀見紅”。

7月,青紗帳起,遼沈戰役開始行動,我們部隊悄悄踏上了征途。我們翻爬高山,穿過沙漠,忍受著饑渴,進入蒙族崗崗村一帶的時候,不少同志因為一天喝不上一口水倒下了。

9月下旬,北風初起,我軍運輸線被國民黨廖耀湘兵團切斷。我們在遼寧彰武一帶,軍需品運不上來,部隊糧食供應量從每天一斤二兩減少到八兩,可行軍里程不減,一天120里。

10月,寒風刺骨,大凌水結冰,我們穿著單衣趟水過河。因為攝影器材多,部隊特意給了我們一匹馬。這馬不是戰馬,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役馬。過河的時候我真擔心它失足摔倒。那河水有齊胸深,我一手扶著頭頂著的攝影機,一手拉著馬尾巴在水中艱難地前行。對岸的敵人不斷向河面掃射,上游不斷有尸體沖下來從我們眼前飄過,很是恐怖。我不斷為我們的老馬加勁,跟它說話:“你是我的好戰友,上岸以后我會找點糧食給你吃,讓你吃得飽飽的。”老馬還真的很爭氣,我們一起順利地到達了河岸。我顧不上自己渾身濕透,寒冷無比,趕緊先為老馬擦干身體,忽然老馬好像高興了似地嘶叫起來,我拍拍它,對它說;“這次渡河,你貢獻最大,我要為你請功。”

兵臨城下,錦州被我軍圍住。錦州城有著兩丈多高的城墻和繞城的壕溝。總攻的命令下來后,戰士們用炸藥炸開了城墻,一鼓作氣爬上城墻,然后跳進城里。我跟著戰士們經過面粉廠,從城市供水的水塔下穿過。被炸彈擊穿的水塔里的水不斷噴出,道路又泥又滑,很不好走。在黑暗中我幾次從尸體上爬過。經過多次沖鋒、臥倒;臥倒、沖鋒,我們沖到了錦州火車站前廣場。天亮了,我們來到了敵人范漢杰的司令部,那些敵高級軍官,早已被我軍先頭部隊帶走。在敵司令部,我們稍事休息。我又餓又渴,看到長桌上放著飲料和紅酒,就什么都不顧了,拿起來就一口喝光,頓時覺得饑餓感減輕了。過了一會,吳夢濱走到我身邊問我,說你臉怎么這么紅,摸摸頭也發熱,你是不是病了?我說沒事。敵人作戰室里有面大鏡子,我對著鏡子照了一下,自己也下了一跳,我的臉又黑又紅的,軍裝上沾滿了血跡,兩眼發直。我想戰爭把我搞成了這個鬼樣子。

離開敵指揮所,來到街上的中正銀行,這個大樓四層高,是錦州城最高的建筑,敗退的敵人躲到這個樓里和我軍對抗,樓上樓下有三四百敵人,我軍把大樓團團圍住,不斷向他們喊話,勸他們放下武器,此時錦州全城只有這座樓還被敵人占領著。隨后我軍坦克出現了,坦克手主動提出幫助進攻。我前線指揮官說,現在用不著,你等著看吧,我只要一聲令下,敵人就會全部報銷。原來,他早已讓一個排的戰士,每人抱十斤炸藥,送到樓里。這是只聽指揮官大喊了一聲“起爆”!眼看著,這座大樓瞬間倒塌。敵軍都被化作煙塵。

錦州全城響起了勝利的號聲,指戰員們歡呼雀躍,東北全境解放僅在咫尺。

 

天津前線:險些漏拍

天津解放時,我跟著四野一縱隊,這是一支能征善戰的部隊,專打硬仗,就是后來的三十八軍。敵天津警備司令部是陳長捷的指揮所。東北部隊進關后要打好解放天津這第一仗,首先就要拔掉陳長捷這個釘子。我和劉德源跟著部隊上去了。沒想到,在關鍵時刻出了事。由于天氣寒冷,加上行軍中的磕磕碰碰的振動,攝影機的發條忽然斷了。

 

本文作者在平津戰役前線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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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后面部隊中還有幾個攝影隊的戰友,石益民、李華他們。我就提出,到后面找他們去。找他們是非常危險的,需要穿過敵人的幾道封鎖線,就在我走在天津街頭,想辦法的時候,碰到一個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演員,他是地下黨員,正在天津值班。他說:我也是拍過電影的,我看見有兩個人帶著攝影師往那邊去了。原來天津地下黨早有布置,要求地下黨員都走上街道,給解放軍帶路。我在他的幫助下,很快找到了我們的攝影師。我告訴我的同事,前面馬上要解決警備司令部了,要趕快去,不然的話,就要漏掉鏡頭了。

就這樣,我們一起又穿過封鎖線,趕到前線。正好這個時候,部隊發起最后一次沖鋒。現在電影資料里就留下了陳長捷被活捉的鏡頭。

 

南苑機場:見到毛主席

天津解放后,我們就到了北京。在南苑機場,我見到毛主席。

19492月份的一天,領導跟我說,明天在南苑機場有活動,你帶著電影器材跟徐肖冰一起去拍攝現場。

 

1949年火狐體育官方網站攝影師在南苑機場拍攝毛澤東主席檢閱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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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南苑機場有霧,能見度不是特別好,只見從很遠的地方開過來好多吉普車。走近了,車速漸漸地慢了下來。第一個迎上汽車的是葉劍英,當時他是準備接任北京市長的。葉劍英上去,把走在最前車的車門拉開,毛主席穿著一件大衣風塵仆仆地從車里出來。我當時很激動,我見到毛主席了,感覺到又興奮又光榮。不自覺地突然間喊出來:“我見到了毛主席。”后來我給“東影寫了一篇黑板報稿,題目就叫《我見到了毛主席》。

后來,毛主席在南苑機場檢閱了解放平津的部隊。受閱的全部都是第四野戰軍的,是在前線立過功的英雄集體;“塔山英雄團”、“解放四平戰斗團隊”、“黑山阻擊戰英雄團”等等。當毛主席出現在部隊前面時,戰士們歡呼雀躍,許多戰士都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特別高興、激動。我的印象中,那天,每個戰士都把自己最好的軍裝穿上了,把自己得過的軍功章、獎章戴在了胸前,胸口挺得高高的,向毛主席敬禮。

我在移動車上拍攝,吉普車上的毛主席正好對著我的鏡頭,毛主席看著也是很激動的。看著戰士們敬禮,他也趕快把手舉起來,向英雄們致敬。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這天晚上我寫了一篇日記談了我這天的感受。我說:戰士們敬禮,舉起來手,不是這么輕松。因為這不僅僅代表的是他們個人,還代表著那些犧牲的戰友在向毛主席致敬。而毛主席敬的這個舉手禮,也不僅對著面前的戰士行禮,也是向死難的革命烈士們的致敬。

在這天,毛主席還和攝影師們合了影。毛主席在檢閱軍隊之后,又和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傅作義等各民主黨派的民主人士見面,毛主席和他們一一握手。拍完這些鏡頭后,周總理提出來說:攝影的同志很辛苦,這么冷的天,他們還滿身大汗,主席,我們和他們合個影吧。但是很可惜,我沒拍上,因為我正拿照相機給別人拍照呢。

 

雙清別墅里拉家常

1949319日,就是南京解放前一天,我到了雙清別墅,到毛主席家去拍攝。那天是徐肖冰帶著我,我們兩個人。毛主席的機要秘書來接的我們。

雙清別墅,清朝時候是皇家的園林,后來傅作義在那住過。毛主席到北京后就住在那里。我和徐肖冰進去以后,先出來一個女同志,是江青。江青那時候很樸素,也很利索,對人也很熱情。等拍攝準備工作做好后,把毛主席請來了。毛主席穿一身深綠色的舊呢子衣服,褲子補兩塊大的黑補丁,上衣的袖子也補了塊黑補丁。毛主席認識徐肖冰,邊和他握手邊說:肖冰,我們又見面了,剛剛分手又見面了,我們這次見面不在延安,是在北京。這時徐肖冰就介紹說:主席,這是莊唯同志。毛主席就過來握著我的手,和我拉起了家常。

 

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本文作者在雙清別墅毛主席故居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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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問我多大歲數了,我說17歲;家什么地方,我說黑龍江;參加革命幾年了,我說參加革命三年了。主席又說:想不想家?在這個時候我很不自覺地說了一句話:“我就是想回去看看我的額娘。”我是滿族人,管母親叫額娘,實際發音是(na ne)。我說完,主席愣了一下,沒聽懂我說的話,江青過來說:主席,他是滿族人,額娘就是媽媽的意思。主席聽后拉著我說:以后見著你母親,代我問個好。主席又問:你上過學沒有?我說初中畢業,高中上了半年,學校就停課了。主席拍著我的頭說:你還年輕,要好好學習文化科學知識,你們還要建設新中國呢。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怎么建設新中國?這句話給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這句話是毛主席親口對我說的,我一直把它記在心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很注意學習,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識、歷史知識、科學知識。在紀錄電影專業的崗位上,我獲了不少獎,黨和國家還給了我不少“模范”、“英雄”、“先進生產者”的榮譽,應該說這些都是毛主席教誨的結果。

 

西藏解救小索朗

1953年夏天,我帶著攝影隊進入西藏,去建立火狐體育官方網站的西藏記者站。

我們是騎馬跟著各桑旺堆的騾馬商隊進藏的。當我們走到唐古拉山下的黑河地區的一個河灘地帶時,忽然聽到了孩子凄厲的哭聲,那聲音很揪人心。這里荒無人煙,怎么會有小孩的哭叫聲呢?我尋聲走過去,發現幾只禿鷲正撲向一個躺在地上的孩子,孩子發出了很慘的哭叫聲。我和兩個藏族同事趕緊跑了過去,轟跑了禿鷲,抱起孩子。孩子有五六歲,渾身發燙。我們趕緊拿出帶來的消炎退燒藥,給他服了,又給他吃了些東西,才緩了過來。他告訴我們,他的名字叫索朗。

當時我們非常注意民族政策,我們進藏,國民黨特務就造謠,說我們去了要屠殺西藏人民。我擔心如果把這個病孩子帶走了,特務會造謠說是解放軍抓走了誰家的孩子。于是我們就到附近的村莊去詢問,這是誰家的孩子?當地人告訴我說:那是路過此地一家人丟在那里的,因為孩子病得很厲害,覺得他快要死了。藏族老鄉說:你們能救就救救這孩子吧,佛祖會保佑你們的。

就這樣我們治好了小索朗的病,把他帶到了拉薩。當時拉薩小學剛剛成立,我就把索朗送到了學校上小學。學校有個女老師對我講,你工作很忙,我來替你照顧這個孩子吧。于是,我一外出拍片子,就把索朗交給女老師照顧。

索朗跟我們在一起非常愉快,他穿著我的軍裝,雖然有點大,但是很神氣。在同學的面前,索朗說我的家長是解放軍拍電影的。每月他都會把分數冊帶回來讓我簽字,每次還有老師給家長的信,信封上寫的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西藏攝影站收”。我跟索朗相處了三年多的時間,我從西藏攝影站走后,接替我的攝影師們都成了索朗的家長,攝影站就是索朗的家。

后來在政府的關照下,索朗讀完了小學、中學,然后上了西藏的一所軍校,畢業后當上一名武警公安干部,還評上了中校。他一直表現很好。有一次他外出,碰到一個牛毛帳篷失火,聽見里面有小孩的哭聲,他沖進去,救出了兩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后來記者采訪他,他說:是解放軍救的我,是莊唯阿爸救的我,要不然我就沒有今天。我寧肯燒死,也要把孩子們救出來。

我和索朗的故事,當時在西藏、在解放軍里流傳很廣,西南軍區的文工團曾以這個故事為背景編排了一個話劇到處演出。

 

跟隨劉少奇主席出訪印尼

今年的一天,女兒告訴我,她在網上看到我們當年拍攝的《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片子了。女兒用筆記本電腦給我播放了起來。盡管圖像有些模糊,配音也有些“丟轉”,但是依然是一部好看的時政新聞紀錄影片,這讓我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當年……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越來越少,中國也需要走出去,了解世界,也讓世界了解中國。根據這個情況,1963年,中央決定派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六國,印度尼西亞是第一站。

將劉少奇主席的出國訪問記錄下來——我們火狐體育官方網站接受了這一重要任務。我和當時公安部的岳欣局長先行,提前半個月抵達了印尼。

自從接受了這個任務以后,我就一直在考慮,如何讓這個片子有所創新,突破以往時政外交片的陳舊死板的程序套路。在采訪中,我看到了這個熱帶國家的美麗,感受到異國風情的魅力,特別是當地民眾對中國的熱情。我覺得,突破就應該從觀眾們感興趣的內容下手,在國外,我們的攝影機就是中國人民的眼睛,我們鏡頭拍攝到哪里,國內的觀眾就能關注到哪里。于是在影片的拍攝計劃里,我充實了這部分內容。

印尼是個千島之國,風光迷人,熱帶物種豐富,具有獨特的民風、民俗。對中國領導人的來訪,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表現得十分熱情,在首都雅加達,劉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的巨幅畫像就掛了九十多處;我采訪了一個印尼舞蹈團,這里正在趕排民族舞蹈“傘舞”,舞姿十分優美,令人贊嘆。

安格隆是印尼著名的一種用竹子制作的打擊樂器,每個樂器只有一個音調,需要大家協同合作演奏,曲調十分優美。這也是當地接待客人時,首選的體驗活動。我們代表團成員,包括劉少奇主席、陳毅副總理都體驗了一把。現場陳毅副總理風趣地略顯笨拙地搖動樂器,引起全場的一片大笑,我及時捕捉到這個畫面。在后來影片放映的時候,每每這個鏡頭出現,影院里都會引起一片歡笑聲。

劉少奇主席一行還參觀了世界著名園林茂物植物園和印尼火山遺址。在他們參觀火山時,我抓拍到一個細節——劉主席和蘇加諾親密地交換了各自的帽子。在兩國首腦之間出現這樣的表現,是一個表現親密關系的動作,很具有表現力。

劉少奇主席還在巴厘島參加了當地一年一度的葬禮活動。據島上的傳說,人的一生從降生到壽終要經歷72個災節。當地駐民化裝成鬼神,在銅鑼的伴奏下舞蹈,場面不大,但卻很抓眼球。

在回國的飛機上,我把這次拍攝的鏡頭一一回顧了一遍,心里很滿意,相信這部紀錄片一定會在時政外事活動的表現上,有一個不同反響的結果。影片是一個綜合的藝術品,除了圖像,聲音也是塑造影片風格的重要組成。非常感謝大使館特意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印尼風情的音樂,應用到影片中,真是錦上添花。

給影片配解說播音,是張桂蘭,她的嗓音親切、甜美。配音前,我囑咐她,這部片子雖然是時政片,但一定不能有生硬冰冷的感覺,要發揮出她嗓音獨特的優勢,帶著兩國人民的情感去錄制。“這里是印尼首都,雅加達……”這是影片開始的解說,張桂蘭特意把“達”字拖了一個長音,這讓觀眾在觀看影片時,立刻有一種輕松愉悅的感覺。正是張桂蘭的這句配音,影片公映之后,模仿她說這句話竟然成了一種流行表達。廠里人和張桂蘭開玩笑,都稱呼她“雅加達”。

對這部影片的第一聲贊揚來自周恩來總理。周總理說:“這是一部好影片。”這部影片在全國各大影院上映,成了觀眾最喜歡的影片和人們街頭巷議的熱門話題。劉少奇主席的形象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

(未完待續)

 

(本文根據莊唯在火狐體育官方網站成立六十周年時采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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