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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的敘事語言
文 / 廖曉鷗

發布時間:2016年02月03日 17:01 | 來源:火狐體育 |


本文作者廖曉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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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網絡、手機、便攜式攝影設備不斷推廣普及,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分布格局被打破,傳播環境日益復雜多元。新媒體傳播方式影響深遠,不但使得整個媒體環境內的生態格局為之一變,也對整個社會產生全方位的影響。紀錄片作為時代的記錄載體,它在記錄這些變化的同時,自身又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呢?本文嘗試從敘事語言的角度來探討當下紀錄片呈現出來的新的特點,以及它所面臨的困境,并希望以此為契機,探討在新形勢下紀錄片的使命和意義。

 

一、什么是紀錄片的語言

語言是什么?根據《辭海》的解釋,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它同思維有密切的聯系,是人類形成和表達思想的手段,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信息載體。人們借助語言保存和傳遞人類文明的成果”[1] 。這是語言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最狹義的語言的定義。有研究者指出語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言概念就是所謂的口頭語言和文字語言,而廣義的語言泛指可以傳情達意,又有自身規律、法則和系統的媒介” [2] 。在這個意義上,諸如建筑、音樂、繪畫、雕塑都有自己的語言,紀錄片也有自己的語言。

紀錄片主要有電視紀錄片和電影紀錄片兩種,無論是哪種紀錄片,它們的語言都屬于視聽語言,應該符合視聽語言最基本的規律。這些基本規律是電視、電影等視聽媒體所共同遵循的,除此之外,紀錄片的語言還有自己獨特的規律,使之區別于新聞、電視劇、綜藝節目或者電影中的故事片。

相對于電視劇和綜藝節目,紀錄片的視聽語言更強調其客觀記錄性;相對于新聞節目來說,紀錄片的視聽語言更強調完整性和觀念性,而并不強調時效性。也就是說,紀錄片較之一般碎片化的新聞報道更為完整,紀錄片會記錄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人物在此事件中的行動、情感等。電視新聞節目中的深度報道,有的也會較為完整和深入,當它的觸角關注到人物命運,或者事件背后深入復雜聯系的時候,我們覺得它和紀錄片有一定的共性。

另外,紀錄片雖然強調客觀記錄,但它是有制作者的觀念在其中的,每一部紀錄片莫不如是,而新聞報導卻不盡然,雖然總體而言,某家新聞媒體或者某段新聞會存在傾向

性,但是大多數新聞本身還是基于事件的本身的記錄。

 

二、紀錄片語言的構成

同任何語言一樣,紀錄片語言的構成也非常復雜,可以探討的角度也非常豐富,本文準備從三個角度來探討紀錄片語言的構成。

無論是電影紀錄片還是電視紀錄片,構成它們的最基本的元素就是鏡頭。提到狹義的語言,我們知道字是它最基本的元素;對于紀錄片語言而言,鏡頭就是它的基本元素,鏡頭的選取、剪輯都將決定整部紀錄片的敘事主旨和風格。研究紀錄片的語言,分析鏡頭的拍攝和剪輯是首要工作。這也是探討紀錄片語言的第一個角度。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海報

jilupian《shejianshangdezhongguo》haibao

紀錄片欄目《探索·發現》

jilupianlanmu《tansuo·faxian》

紀錄片《大國崛起》海報

jilupian《daguojueqi》haibao

紀錄片《大明宮》劇照

jilupian《daminggong》juzhao

分析紀錄片語言的第二個角度,是探討紀錄片語言的 “能指”和“所指”。紀錄片的單一鏡頭以及它的剪輯組合方式會產生一定的意義,這個意義包括直觀的和潛在的兩個層面。直觀的,就是它直接展現給觀眾的;潛在的,則是它潛在表達的,它不一定是創作者想要表達的,它也不一定會被受眾精確地接收到。對此,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有非常深刻的說法:“我們建議保留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3]

借用索緒爾的這種說法,在紀錄片的語言中,鏡頭所呈現出來的就是能指,而鏡頭后面的意義就是所指。

在狹義的語言中,能指是音響概念,比如中文的“紀錄片”是這樣,英文的則是“documentary”,語言不通的人,是無法僅憑發音來理解到底談論的是什么,這是狹義語言在能指上的局限性,索緒爾也稱之為符號的“任意性”,而在紀錄片語言中,能指的這個局限性就相對小得多,因為紀錄片是一種視聽語言,它的鏡頭是直觀可視的,所以即使語言不通,人們也多少能夠理解,但這種理解是否全面準確則受復雜因素的影響了。

處理好紀錄片語言的能指和所指,是考驗創作者功力的重要方面。如果紀錄片的創作者能夠將自己想要表達的意圖完整地表達出來,并準確無誤地被受眾接受而不會產生誤讀,就是創作的成功。然而關于這一點,在新媒體的傳播環境下面臨挑戰,這一點后文還將進一步論述。

在紀錄片語言的基本構成、能指所指的基礎上,就是紀錄片語言的風格問題,這是探討紀錄片語言的第三個角度。“從藝術降生的第一天起,它似乎就接受了兩項戒條:它不能是推論形式;它不訴諸人的推理能力。從而造就了它的兩種品格:它是包含了多種復雜含義的綜合體;它必須直接呈現于人類情感轉變為可見或可聽的形式的一種符號手段。”[4]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既是包含了多種復雜含義的綜合體,又是承載情感和意義的可聽可視的載體,這種復雜性,決定了紀錄片語言的豐富性,也決定了紀錄片語言風格的多樣性。這種情形,在新媒體環境中顯得尤為突出。

 

三、紀錄片語言的分類

為了研究和討論的方便性,可以依據紀錄片的分類來對紀錄片的語言進行分類。比如電影紀錄片和電視紀錄片,兩者的語言就有所不同:受制于放映時間和條件,電影紀錄片的時長有所限制,再加上來自電影藝術的傳承,所以電影紀錄片的語言一般更為凝練和精致。雖然電視紀錄片中也不乏精致凝練的作品,但總體而言,由于播出節奏的需要,大多數電視紀錄片無需那么講究。

而在電視紀錄片中,欄目紀錄片和系列紀錄片的語言又有所不同,前者一般被視為常規性的節目,有著播出的時限,是速食消費型的節目,這類紀錄片題材廣泛多樣,拍攝手法靈活,敘事語言也同樣靈活多樣,甚至帶有一定的隨意性。而系列紀錄片一般是有特殊預算的,為非常規類的節目,往往主題明確,甚至主題先行,這類紀錄片投資較高,拍攝時使用的特殊設備較多,拍攝周期較長,后期使用的特效也更為復雜,這就使得系列紀錄片的語言更為精致、沉穩、大氣,但有時候不免有套路和乏味的地方。

隨著網絡的出現,隨著DV的普及以及手機拍攝設備的日趨精良,使得紀錄片的創作群體得到了極大的擴展,這種新媒體和新傳播帶來的是紀錄片本身概念的突破,紀錄片的敘事語言也同樣有所突破和創新。

在一部紀錄片的內部,也可以依據解說詞、同期聲、鏡頭語言等幾個不同的方面來分析這部紀錄片語言的不同風格。

 

四、影響紀錄片語言的核心因素

創作觀念會對紀錄片的語言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影響創作觀念的因素則很復雜,既有時代的影響,也有創作者個人的認知、追求。不過無論創作觀念如何變化,我們可以認為是有一個標準值來認識、區分不同的創作觀念的,這個標準值就是紀錄片對真實性的態度和表現方式。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也可以說,影響紀錄片語言的核心因素就是創作者對于真實性的態度和表現手法。

 

  

這一點也是由紀錄片自身的性質決定的,正是真實性給了紀錄片不同于故事片、電視劇的力量。

以真實性為參照,紀錄片的語言可能是質樸的、寫實的,也可能是華麗的、寫意的,最為有趣的是,一些在骨子里并不尊重現實的紀錄片,卻會以修飾了的語言來營造一種真實、親切、可信的紀錄片形象,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真實性對于紀錄片語言的重要性。

與紀錄片真實性相伴隨的是另一個問題,即紀錄片的反思性。為什么需要紀錄片來記錄現實,記錄的目的何在?深層次來說,是需要提供一種借鑒和反思。正如有的紀錄片研究者所指出的:“優秀的紀錄片如果僅僅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僅僅提供給我們已知的傳統價值觀念、社會的常識和法則是遠遠不夠的,它還應該提供給我們創作者對現實的思考,而且這些思考不是陳詞濫調,要有新穎的或超前的意識,使觀眾在看完影片后,不僅獲得信息,還能從中得到對社會、現實、人生等問題有異議的啟示或認識。一句話,優秀的紀錄片要體現出反思和質疑的批判精神。”[5]

雖然真實性仍然是影響紀錄片語言的核心因素,批判反思精神仍然是優秀紀錄片的語言追求,但在多樣復雜的傳播方式下,在獨特的社會時代背景之下,紀錄片語言在更多維度上展現出創造性、活力和美感。

 

五、新的媒體環境下紀錄片語言的新特點

近十年來,媒體環境最大的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一個就是網絡的興起,手機等移動終端的發展;第二個是手機、DV、數碼照相機等便攜式拍攝設備的普及。這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方便快捷的拍攝工具使得日常的拍攝記錄更加方便,大大降低了拍攝記錄的門檻,使普通人能夠參與到信息記錄中來;而網絡、手機移動終端的發展則突破了傳播的門檻,普通人可以更自由地參與到傳播中來,傳統的報紙、電視、廣播、電影雖然仍然掌握著傳播渠道,掌握著話語權,但是其影響已經極大降低。

新的傳播媒體、新的傳播方式帶給傳播環境、傳播規律、傳播理論的影響是突破性的、劃時代的,它們也同樣深刻地改變著傳播語言。在這個大的浪潮之下,紀錄片的語言也同樣深受影響,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眾聲喧嘩,多樣繁雜的記錄語言

如前所述,由于網絡、手機等移動終端的興起,也由于手機、數碼相機等拍攝手段的普及,使得普通百姓能夠最大限度的參與到記錄傳播活動中來,所以信息傳播空前活躍,信息浩繁蕪雜,泥沙俱下,各種觀點的碰撞,各種語言的沖擊,形成了眾聲喧嘩的狀況。

由普通民眾拍攝的紀錄片不是傳統意義的紀錄片。這類片子的設備不專業,手法也不專業,記錄往往不完整,隨意很強,短的幾分鐘幾秒鐘,長的甚至幾個小時,但是它們往往現場感極強,觀察敏銳,沒有陳詞濫調,很容易獲得關注,被更多的人接受和傳播。

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媒體的聲音容易被掩蓋、忽略,甚至可能在眾說紛紜的解讀中被誤讀。為了不被誤讀,為了不使雙向的傳播變成無人傾聽響應的獨白,傳統媒體必須主動地改變自己的話語模式,以此來捍衛自己的話語權。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傳統紀錄片的語言同樣也順勢而為,進行著改變。

 

2.誤讀、解構與模仿

在當前的傳播環境下,許多傳統的紀錄片被誤讀,被解構,被玩笑似的模仿。在這個過程中,創作者要傳達的意義被分割,比如畫面和解說詞被割裂開來理解。有的時候,這種誤讀或者解構是故意為之的,體現出人們的一種調侃心態,本來嚴肅的話題成為笑談;有的時候,這種誤讀或者解構并非故意為之,而是創作者在紀錄片語言能指與所指上的處理失敗造成的。

一方面,誤讀、解構、模仿的存在是因為現在傳播環境造成的,觀點、語言的豐富,輿論環境相對寬松,人們心態放松,都為這種誤讀、解構、模仿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一些傳統紀錄片的創作觀念和語言自身存在的問題,比如沒有說服力的宏大敘事、沒有依托的抒情、不尊重紀錄片的真實性原則等,這些也是紀錄片被誤讀、結構的原因。此外,被誤讀、解構的存在,也可能因為傳統紀錄片的創作觀念與新的傳播觀念不同造成的。

這些情況的存在對于當前的紀錄片創作來說,是一個挑戰,但同時也可以視作一種很好的反饋和激勵機制。

 

3.記錄語言的雙向回歸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繁雜的傳播環境也凸現了紀錄片的核心價值,也帶來了記錄語言回歸的動力。

當前的傳播環境非常復雜,誰也不能認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最值得傾聽的聲音,誰都希望在這紛繁復雜的傳播環境中獲得最多的關注,引來最多的傾聽,這使得各種記錄語言都必須自覺或者非自覺地實現調整。這種回歸就是朝著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觀的回歸,就是尊重紀錄片的真實性與反思性,這種價值的回歸首先就是體現在紀錄片的語言上。

在這種回歸中,體現出兩種維度向著同一個價值基準回歸,一種是傳統的紀錄片從宏觀的敘事格局向更生活化、更貼近人的方式轉變,一種是一些民間創作的紀錄片自覺地朝著更為規范化的記錄語言調整。這種雙向的回歸使得紀錄片的未來變得更加令人期待。

 

結語

簡而言之,新的復雜多變的媒體傳播環境,使得紀錄片語言也呈現出豐富和不斷變化的特點,在這種變化中,紀錄片必須要回歸它的核心本體,才能夠順應新的傳播環境,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受眾。

 

(本文作者:火狐體育文化節目部編導)

 

注釋:

[1]:《辭海》第六版,上海辭書出版社,第2796頁。

[2]:宋杰:《紀錄片:觀念與語言》,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3][瑞士]菲爾迪南..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2頁。

[4][]蘇桑.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8頁。

[5]:宋杰:《紀錄片:觀念與語言》,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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