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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文獻片解說詞的媒介角色
文 / 李艷

發布時間:2016年06月16日 20:04 | 來源:火狐體育 |


本文作者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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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片以大量豐富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作為敘述主體,給觀眾呈現出精彩的歷史瞬間或者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過往,構成紀錄片發展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類型。與文獻片相伴而生的是解說詞的出現,它配合著資料畫面、其他聲音元素等,把大量的信息有機地統一為一個整體。盡管在紀錄片創作類型日益多樣化的今天,有些紀錄片為追求影像自身帶來的意義豐富性,更執著于以鏡頭為語言達到與觀眾交流的訴求,主動摒棄掉解說的拐杖以呈現零解說的姿態,但是對于多數文獻片而言,解說詞卻是創作者在剪輯、挑選畫面之初就已畫就的藍本。一部文獻片的解說對于介紹必要的時代或故事背景、勾連事件之間的有機聯系、詮釋歷史影像的細節,乃至主控思想的凸顯等都有著積極意義。但如若使用不當,則會成為枯燥無味的宣教式解說,造成傳播與接受的雙重障礙。解說詞在文獻片中承擔的媒介角色,主要體現在解說與敘述者的關系、解說與傳播介質的關系,以及解說與受眾的關系三個主要層面。

 

一、解說與敘述者的關系

在文獻片中,敘述者給觀眾“講故事”,解說詞無疑是最佳最直接的帶入者。它關乎敘述者敘述意圖的實現、整部紀錄片的謀篇布局,以及透過事件浸潤的敘述者的情感傾向。《走近毛澤東》《小平您好》《又見梅蘭芳》《情歸周恩來》這類人物傳記文獻片,在片名定位上,就可窺見敘述者與敘述客體之間的關系,帶著個人化的探尋和解讀走近歷史人物。這類題材紀錄片與以往不同的是,在敘述上不再作概括性全景式敘述,而是通過充分發掘文獻材料,從細節中發現歷史人物前所未聞的故事、性格或是飽滿獨特的情感世界。


電影《走近毛澤東》一開篇就點出:“他是詩人,又是革命家;他是戰士,又是統帥;他指揮千軍萬馬,自己不曾開過一槍;他締造人民共和國,自己不當大元帥。”這是敘述者從紛繁材料中提煉概括出的對領袖人物毛澤東的認識,進而構成了敘述所依托的主線和基調。正是基于這種反差,解說詞自如地運用大量的對比,構成一種寬闊視野的觀照,如關于“槍桿子”、“筆桿子”的對比,關于蔣介石與毛澤東指揮軍隊的對比;語言追求樸素、平實、生動甚至有時不乏幽默,從細節和具體事情入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如“打了三場戰役,白了一根頭發,值得”。此類解說詞不再是鐵板一塊的宣教式語言,以平實化、細節化漸入敘述內核,凸顯出敘述者與被敘述人物或事件的認知。

“紀錄片也要講故事”,與故事片不同的是,“紀錄片中的故事是建立在對素材進行創造性的安排而非創造性的發明之上”。1近年的文獻紀錄片創作更加注重講故事的技巧,在大量的素材背后發現蛛絲馬跡的牽連關系,突出事件本身的懸念性和過程的波瀾起伏,以及一個出乎意料又客觀存在的結局,從而形象地詮釋了敘述者為何講述和怎樣講述一段歷史事實。

電影《決戰太原》的解說詞是這樣拉開敘事帷幕的:“1949 3 29 日,國民黨政府派來的一架專機沖破解放軍的火力封鎖,掠過高聳矗立的碉堡,將聲稱死戰太原的閻錫山秘密接走,此時,率兵圍困太原已近半年的徐向前正在病榻上。太原,已是一座孤城,但發生在這里的太原戰役在全國解放戰爭大城市攻堅戰中竟然歷時最長、戰斗最慘烈。”時間、地點、交戰雙方的狀態、事件的嚴重性,故事從一個事件軸上的高潮切開一個橫斷面引出,可謂懸念感、故事感十足。敘述者在解說中,通過發現人物或事件之間的關聯,引發對歷史與人物命運感的感喟;通過對比使人物更加立體,使歷史更加鮮活。如“閻錫山和徐向前有 18 緣,兩人相差 18 歲,兩家相距 18 里,徐向前 18 歲第一次見到閻錫山,并最終率領第 18 兵團與閻錫山決戰太原”,這一連串數字“18”的鋪排,是創作者在發掘素材時的獨特發現,凸顯出歷史的機緣巧合。

以事實為基礎,以歷史資料為抓手,敘述者通過對素材的獨特發現與編織組合,并講究故事講述的基本要素構成,避免文獻片枯燥化、概括性議論,使資料更好地為敘述意圖服務,這為文獻片創作在敘述姿態和立場上開辟了更為廣闊的敘述空間和表述深度。

 

二、解說與傳播介質的關系

電影、電視作為視聽媒介,講究聲畫結合,即“看”、“聽”并行,傳遞有效信息。解說詞作為聲音元素之一,有機配合畫面,它還可以將意蘊延展到畫面之外,彌補畫面無法展現的內容。在講述重大事件的紀錄片中,解說在整體結構的把控上作用尤甚,尤其是涉及多重時空、多條線索時,它成為使紛繁素材有機統一的統領者。《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東方主戰場》此類紀錄片除了講述一段不可忘卻的特殊歷史,而且在視野、立意、敘述等方面都有講究,站在現實看過去、置于國際視角觀事件,并以多線索的并行敘述形成觀照、對比。此類解說詞高度洗煉準確,邏輯清晰,既注重“面”的鋪陳,又看中“點”的雕刻,與歷史影像、圖片、文字,乃至口述、旁白、音樂、音響等相得益彰,共同服務于主旨。

從歷史影像中發現典型細節,并通過解說突出強化,引導受眾關注這一細節及其背后不尋常的意義,是文獻片解說與畫面配合的又一表現。電影《周恩來外交風云》解說詞涵蓋了較大的信息量,盡可能地給觀眾提供翔實的背景與事件進程,同時,不乏精彩細節的呈現,并將之放大,起到立體突出的效果。在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時,解說詞抓住一個細節:“周恩來面前只是一張薄薄的紙,而基辛格則準備了一疊厚厚的材料”,這一句話不僅點明雙方在會議上的不同表現和不同心理,而且還反映出周恩來鎮定自若、胸有成竹的心態。如果不借助解說,這個細微處的信息僅憑畫面傳遞,極易令人忽視。


  

在畫面之外,解說詞還可起到深化主題、升華意蘊的作用,反過來予以畫面以豐富性和延展性。電視片《鐵在燒——志愿軍第 63 軍鐵原戰記》結尾處:“我們仿佛看到,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那一個個風餐露宿的夜晚,中國軍人在陣地上奮勇拼殺發出的道道火光,這些斑駁的火光透過彌漫的硝煙,和天上升起的繁星遙相輝映,那一刻,火光和繁星已經不單是點亮漆黑夜色的光,它們是正在戰斗著的和已經犧牲化作滿天繁星的志愿軍戰士們心里那團永恒熾熱的火焰,倔強地燃燒著青春、溫暖著家園。”這里的“看到”,顯然是主觀想象的畫面,是從實到虛的一個過渡,是經過五集的講述,志愿軍英勇作戰、為國家獻身的犧牲精神已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火光”、“繁星”與戰士們心里的“火焰”相互輝映,在這里升華為一種精神的寫照。于是,富有文學化想象空間的解說詞給觀眾以豐富聯想,影視藝術的多層次立體表現力亦在此得以彰顯。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獻片都需依賴解說完成敘述“行走”,有些文獻片結合自身題材的特殊性與主旨需求,運用影像資料、圖片資料、當事人口述等其他要素“還原”事件真相、烘托營造氛圍,電影《秘密訪問》就摒棄了解說這一常用“拐杖”,采用當事人的回憶,以同期聲與歷史或現實畫面相結合的方式,完成對事件的個體性回述,這種敘述方式帶有強烈的歷史還原感,力求通過多方求證的方式使歷史真相逐漸浮出水面,解說的介入有時會破壞掉這種帶有神秘感的探尋氛圍,反而難以達到敘述者追求的紀實效果。

 

三、解說與受眾的關系

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人們對歷史的回望,一方面融入了當代的眼光和意識,一方面打通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渠道,使其具有了生命的質感與溫度。文獻片創作立足現實,對歷史的認識以為當代服務為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是以當下的眼光認知歷史、讀解過去。從歷史中鉤沉事件始末和人物經歷,從故事層講,要引領受眾與歷史產生一段近距離的“對話”;從技巧層講,如何講述歷史才能抓住人心;從情感與意蘊層講,如何引起受眾的情感共鳴與理性思考,這些都是文獻片解說詞在撰寫之初從觀眾接受角度所要考慮的。

一部文獻片能否引人興趣,開篇極為重要。不同題材的文獻片會根據實際需求設計不同類別的引子。如關于重大歷史事件或側重宏大敘事的文獻片,在引子中一般都有一個開門見山的點題,諸如電視片《東方主戰場》《大后方》等的引子,對題目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解釋,起到介紹背景、引出分集的作用,契合觀眾預設的心理。

同時,設置懸念也是引起觀眾心理期待的一種常用敘事技巧。文獻片為拉近現實與歷史的距離,在畫面上往往由現實時空引渡到過去時空,隨之巧妙在解說上設疑過渡,引起觀眾的好奇心與求知欲。電影《又見梅蘭芳》里畫面第一個鏡頭就是梅蘭芳的一張照片:“這是一張人們不常見到的梅蘭芳的照片,可以隱約看見他手里那一支半明半滅的香煙,對于很多人來說,梅蘭芳的形象就像一縷香煙無跡可尋,他時而是俊朗的男人,時而又是人們理想中最完美的女人,真正的梅蘭芳又在哪里?”照片里謎一樣的梅蘭芳,正是他戲臺內外給人的普遍感受,通過豐富的歷史資料,觀眾與梅蘭芳在銀幕再度“邂逅”,而這次“又見”,是否能解答人們心中的困惑呢?一個開放式的設疑,引領觀眾共同去試著解開這一謎團。

《永遠的雷鋒》在敘述上貼近現代年輕觀眾的心理:“如果他活著,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了,五十年前當他離去的時候,二十二歲,還是青春陽光的年紀。”“外表帥氣,性格熱情的他,是中國最成功的男兒典范。”“他叫雷鋒,是個有著娃娃臉的陽光男孩。他燦爛的微笑,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時代,還能觸動我們的心靈嗎?”一組富有現代生活氣息的畫面,與身影定格在歷史深處的雷鋒形成鮮明對比,解說詞里“帥氣”、“男兒典范”、“陽光男孩”,這些對雷鋒的詮釋是立于現代語境予以的直觀評價,帶著是否還能觸動年輕一代人心靈的疑問,共同去走近雷鋒、了解雷鋒。

近年來文獻片在“曉之以理”的同時,還注重對“動之以情”的情感渲染與氛圍營造。電影《情歸周恩來》講述了周總理在人民情懷、友誼、親情、民族情結等方面的情感故事,它的切入點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半個世紀的情感生活,該片不同于編年史式的文獻紀錄電影,緊扣一個“情”字,展現“大愛”,解說詞是舒緩的、深情的、細膩的,充滿情感的力量,深刻表現人物豐富的內心情感,將鏡頭物語化為情語,使觀眾情感與人物情感交融在一起得到凈化和提升。


  

敘述進行過程中,有的解說會從敘述者巧妙轉換到受眾的角色,《鐵在燒》中,講到戰爭的嚴峻局勢時:“我們不知道那一刻拆了東墻補西墻的第 63 軍軍長傅崇碧是怎樣的心情,但時隔半個世紀,傅崇碧在晚年寫戎馬一生的回憶錄時,這位耄耋老人仍然能把那一天的每一個細節、每一道命令都準確敘述出來,可以想象那是一種怎樣的永生難忘。”這里的“我們”既是指敘述者,同時也為與觀眾心理搭建一條通道,站在現在的“我們”當然不可能知曉當事人的具體心情,然而,透過回憶錄里的細節記述,可以想象對于當事人一生的影響。敘述者將自己作為受眾中的一員,帶著探尋的態度去發掘事實的真相,以此與觀眾產生默契與共鳴。

 

文獻片以發掘事實為基礎,以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段為渠道,而解說詞作為聲畫系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文獻片完成對事實的敘述和對主題的詮釋。近年來,由于創作主體越來越重視解說應該怎樣“說”,怎樣才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創作意圖,怎樣才能結合媒介特征使聲與畫有機統一,怎樣才能更貼切地契合觀眾的接受心理,因此不同的題材、不同的創作訴求,呈現出更加豐富多樣化的解說,它們更加準確、精煉、深入人心,更加帶有敘述主體的個體化風格,與其他元素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一場現實與歷史的影像“對話”。

 

(本文作者:火狐體育《橋·紀錄影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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