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体育

試論文獻紀錄片創作素材考據與藝術表達
——以文獻紀錄電影《電影先鋒》為例
文/畢瓊

發布時間:2016年11月02日 17:44 | 來源:火狐體育 |


本文作者畢瓊

benwenzuozhebiqiong

作為紀錄片大范疇之下的一個獨特片種,文獻紀錄片主要依靠利用照相技術產生之后人類拍攝的各類影像資料以及相關的檔案、文本資料展開敘事、構筑聲音時空。從某種意義上講,文獻紀錄片的創作更像是視覺化的歷史研究,它考量著創作者對于史料(尤其是視覺史料)的搜集能力、解讀能力以及所持有的歷史觀。從這個角度上講,在何種程度上占有和辨析歷史影像素材、如何對歷史人物或事件做出揭示本質或獨辟蹊徑的呈現(即基于真實原則出發而在創作過程中進行的素材考據和基于信息傳遞需要而進行的藝術表達)就成為衡量一部文獻紀錄片優劣的兩個重要維度。這要求文獻紀錄片導演不僅具備影視工作者所必須的基本專業素養,還要在創作中始終把真實性當做不可讓步的根本性原則,并充分借鑒多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將研究與創作密切結合在一起。

本文以 2013 年由火狐體育出品、筆者參與創作的文獻紀錄電影《電影先鋒》為例,充分說明在文獻紀錄片的創作中如何合理借鑒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展開歷史影像的搜集、整理、考證工作,并重點談及如何從材料真實、使用真實、解讀真實的不同層面構筑文獻紀錄片真實性這一核心問題。

 

一、圍繞內容主題的歷史影像素材整理

延安電影團,全稱“八路軍總政部電影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電影和圖片攝影專業機構,1938 年成立于延安。從成立之日起直到 1946 年,以導演袁牧之、攝影師吳印咸、剪輯師錢筱璋等人為創作骨干的延安電影團,用攝影機和照相機忠實記錄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光輝歷程,為后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歷史影像,并為新中國的紀錄電影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多年來,這段往事曾在不同紀錄片中得到多次片段化地呈現【注釋1】,由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珍貴歷史影像也被剪輯成多部紀錄片,成為追溯那段光輝歲月的真實見證【注釋2】。2013 年,為隆重紀念延安電影團成立七十五周年及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成立六十年周年,火狐體育隆重推出了文獻紀錄電影《電影先鋒》,首次全面展現延安電影團的組建和創作歷程,向開創新中國紀錄電影事業的前輩們致敬。

 

《延安與八路軍》劇照

《延安與八路軍》劇照

《yananyubalujun》juzhao

如前所述,建構基于史實真實、影像真實的內容基礎并著力于在影片中呈現珍惜、罕見甚至獨家的歷史影像,是制作一部文獻紀錄片的重要前期工作,也是衡量一部文獻紀錄片價值的重要指標之一。應該說文獻紀錄電影《電影先鋒》在這方面獨具優勢。

根據文獻記載,延安電影團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38 年至 1940 年,其創作活動主要圍繞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展開。根據高維進著《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所述,延安電影團成立之初的核心任務是拍攝名為《延安與八路軍》的新聞紀錄片。這部影片由袁牧之擔任導演,吳印咸、徐肖冰等人擔任攝影,于 1938 10 1 日在黃帝陵開拍了第一組鏡頭。繼延安部分的素材拍攝完成以后,延安電影團又奔赴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為時一年多的艱苦拍攝【注釋3】。因為當時的延安不具備電影后期制作條件,中共中央決定由導演袁牧之和作曲家冼星海攜帶經過挑選的部分底片前往前蘇聯。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了,身處蘇聯的袁牧之和冼星海在漫天炮火中幾經輾轉,傾注大量心血拍攝的《延安與八路軍》素材遺失不見,冼星海也不幸客死他鄉。雖經百般努力的《延安與八路軍》最終遺憾地未能成片【注釋4】。 所幸的是,當年還有一些素材因為種種原因未被帶往前蘇聯,另有零星《延安與八路軍》鏡頭由于被前蘇聯電影制作機構使用在了他們攝制的影片中而得以保存至今。

 

延安電影團戰士在工作中

延安電影團戰士在工作中

yanandianyingtuanzhanshizaigongzuozhong

延安電影團放映隊合影

yanandianyingtuanfangyingduiheying

延安電影團第二階段的創作從 1941 年到 1945 年。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延安電影團以僅有的一點膠片,拍攝完成了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并為許多重要歷史事件拍攝了影像素材。如:《延安慶祝百團大戰勝利及紀念“九·一八”九周年大會》《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延安各界青年紀念國際青年節》《毛澤東同志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延安各界紀念抗戰五周年及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九一擴大會議》《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張浩同志出殯及葬禮》《春節秧歌活動》《慶祝蘇聯紅軍建軍 25 周年及紅軍反攻勝利大會》《邊區生產展覽會》《毛主席給 120 師干部講話》《美軍觀察組到延安訪問》《邊區群眾向朱總司令獻旗》《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

新中國成立后,上述兩部分素材作為延安電影團的珍貴遺產被完好保存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1992年經過錢筱璋、付月華整理,從原來的 21 本合為 16 本,計分《延安資料》9 本和《晉察冀資料》7 本,同時保留了原有 21 本的 35 毫米放大翻正片、16 毫米樣片以及兩個版本的文字材料【注釋5】。

顯然,支撐《電影先鋒》一片的歷史影像基礎主要來自于《延安資料》和《晉察冀資料》。除此之外,我們還尋找到了其他重要歷史影像,包括:東北電影制片廠籌備及成立過程的影像資料、東北電影制片廠攝制的新聞片《民主東北》、1960 年從蘇聯翻印回來《延安與八路軍》遺留鏡頭以及圍繞抗日戰爭前后由不同電影攝制機構和個人創作的與本片內容相關的歷史影片,如:國統區的中央電影制片廠拍攝的《中國新聞》、荷蘭電影大師尤里斯·伊文思制作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蘇聯紀錄片導演和攝影師羅曼·卡爾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中》、1944 年美軍觀察組赴延安訪問期間攝制的紀錄片《中國使命》等。

正本清源是文獻紀錄片前期創作中需要創作者花費大量時間研究的問題。就《電影先鋒》的歷史影像素材情況而言,不僅攝制機構多、素材來源復雜,而且存在著新舊素材混雜、素材來源不詳的問題。舉例來說,自抗戰中期開始,已經有國內外的制片機構不斷搜集各種來源的影像素材混合編輯制作新聞片或紀錄片。這些新聞片或紀錄片的畫面在今天往往被當做該制片機構拍攝的一手素材。但是考慮到當時的制片過程就不難意識到,這些影像在時代、事件,甚至人物的準確程度上或許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嚴謹性。考慮到《電影先鋒》講述的是延安電影團創作歷程的故事,我們需要做到的不僅是考據清楚各種歷史影像資料的準確內容,我們還必須更進一步地辨析出究竟哪些歷史影像是延安電影團所拍,從而避免后期階段在影像使用方面出現張冠李戴的嚴重錯誤。

 

二、基于史學方法的文獻紀錄片素材考據

目前所能看到的延安電影團拍攝素材場記來自于1992 年錢筱璋、付月華整理素材時的手寫記錄,內容較為粗略【注釋6。其中,《延安資料》因為大量內容拍攝于1940 年以后,主題相對集中且確定,通過場記基本可以了解拍攝主題和畫面中出現的重要人物。而《晉察冀資料》的場記則較為粗略,許多文字僅僅是對畫面內容的直觀描述,不能提供有關拍攝時間、地點、主題等比較重要的內容信息。推測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恐怕與當年延安電影團的原始場記缺失有關。

 

延安電影團部分成員在寶塔山下合影

yanandianyingtuanbufenchengyuanzaibaotashanxiaheying 

在調閱膠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二十多處當年延安電影團在拍攝時留下的場記板畫面。這些“場記板”有時候是一張拿在手中的紙片,有時候甚至是放在小狗身上的一塊小黑板。由于當年膠片奇缺,這些畫面常常只有幾個畫格。但是它們的存在或可作為當年延安電影團拍攝期間確有場記的一個佐證。筆者猜測,《延安與八路軍》的場記很有可能被袁牧之等人帶往蘇聯隨素材一并遺失在了戰火之中,但是 1940 年以后的拍攝內容很有可能是有原始場記的。1992 年錢筱璋、付月華二人在整理這批資料時,經過求證補充了大量信息,于是形成今天所見的《延安資料》和《晉察冀資料》場記。從文本內容上看,出自錢、付二人的場記在總體上呈現出延安部分詳、晉察冀部分略,在局部上呈現出 1940 年以后的延安部分詳、1940年以前的延安部分略的特點,與上述各項分析吻合。

對于文獻紀錄片來說,歷史影像資料的內容和特點往往會對創作者在影片結構和敘事方式上構成重要影響,因此在創作之初對歷史影像內容進行細致的內容梳理和辨析是非常有意義的。當年,延安電影團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進行拍攝工作。沒有燈光,主要依靠日光實現膠片感光;膠片緊缺,拍攝內容主要圍繞政治、軍事和宣傳需要。加之大量拍攝素材在戰火中遺失,因而現存延安電影團拍攝素材呈現出外景素材多、內景素材少;重要活動多、日常生活少的特點,且大量素材的拍攝時間晚于 1940 年。需要指出的是,從成立之初起,延安電影團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紀錄片攝制機構【注釋7】,它也是黨中央指定的新聞及重大事件的專業圖片攝制機構。 根據《親歷延安歲月——延安電影團攝影紀實》的說法:“從 1938 年至 1945 年,延安電影團在延安和敵后根據地共拍攝了數以萬計的圖片。攝影師們將革命內容與生活形象很好地結合起來,對攝影畫面的藝術造型極為重視,使圖片的主題鮮明、構圖藝術、影調層次分明,許多圖片至今都堪稱為經典照片,成為歷史題材的不朽之作。”【注釋8】這批數量龐大、攜帶著重要歷史信息的老照片理應成為《電影先鋒》表現內容的一部分,而且為我們進一步推斷延安電影團拍攝的活動影像內容提供了關鍵佐證。

在初步研究清楚了延安電影團素材的形成及保存過程之后,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深入辨析、確認素材的拍攝內容及拍攝時間。只有在這一問題上得到準確答案,《電影先鋒》的真實性才能得到根本性的保證。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首先查閱各種文獻,制作了圍繞延安電影團主要成員和延安電影團創作主要經過的內容詳盡的大事年表,并進行了文本文獻之間的校勘比對,落實圍繞影

片內容的史實準確問題。【注釋9】 繼而,筆者以文字資料和歷史照片為主要依據,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將基本史實與延安電影團拍攝素材進行對勘的工作上。

 

方法一:從畫面本身尋找線索,再以口述歷史和各類文獻加以輔證

例如,在《晉察冀資料》中有一段畫面拍攝了一個村莊里男女老幼集中在一起開大會的場景,一些青年男子胸前戴著紅花,似乎是在接受表彰;還有一名看上去是代表的男子正在發言;在該男子背后,畫面中拍到了活動現場懸掛的橫幅,上面寫著“西赤村歡送新戰士大會”。經查,西赤村位于河北省唐縣,屬于當時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根據當年延安電影團的拍攝日程,他們是 1939 7 月至 9 月間在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轄境內進行的拍攝工作,因此基本確認這段素材的拍攝時間為 1939 年夏天,拍攝地點為河北省唐縣西赤村。

又如,《晉察冀資料》中拍攝了一次閱兵活動。閱兵場地是在一個群山環抱的盆地中間,主席臺背景是巨幅的蔣介石畫像,并懸掛著舒同體寫成的“精神總動員大會”橫幅以及“擁護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的標語。我們在畫面上非常清晰地辨認出了時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聶榮臻。那么,這段素材拍攝的究竟是一次怎樣的閱兵活動呢?

經過史料查詢得知,1939 2 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出了“一個黨”(國民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蔣介石)的所謂“建國信仰”。4月,中國共產黨發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指示》,鮮明指出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抗日與防共兩面性。5 1 日,延安率先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會。結合這一歷史背景推斷,《晉察冀資料》中拍攝的這個場景應該是聶榮臻領導下的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召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會。時任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以書法風格獨特見長,畫面中出現了舒同手書的大會橫幅,恰好是對事實本身的有力佐證。結合上一案例中的延安電影團拍攝行程判斷,這段素材的拍攝時間也是在 1939 年的夏秋之間。

 

方法二:歷史照片與歷史影像互為參考,互相印證

如上文中所言,當年延安電影團的拍攝有一部分內容不僅拍攝了活動影像,還拍攝了照片。這固然是本片因題材而產生的獨特性,卻啟發我們將歷史照片作為求證的信息來源。

比如,《毛澤東給 120 師干部講話》是吳印咸拍攝的一張著名照片,拍攝時間為 1942 年。在《延安素材》里,我們發現了一組畫質較為模糊的影像,內容是毛澤東在窯洞前對著一群八路軍裝束的人講話。經過對照片和活動畫面中毛澤東形象、事件發生地點以及現場氛圍的認真比對,我們認定二者非常吻合,因此這組畫面被確定為 1942 年毛澤東給 120 師干部講話。

 

毛澤東給 120 師干部講話

maozedonggei 120 shiganbujianghua

白求恩大夫在黃土嶺戰斗前線搶救傷員

baiqiuendafuzaihuangtulingzhandouqianxianqiangjiushangyuan

又如,我們在《晉察冀素材》中發現了許多與加拿大友人白求恩有關的畫面——人群熱烈地歡迎白求恩抵達,墻面上書寫著英文的歡迎標語;白求恩從寫有“加美醫療隊”中文字樣的箱子里拿東西,在打字機前寫作;白求恩做手術、為傷員固定病床支架;人們送別白求恩,他與歡送隊伍中的傷員們真誠握手……經過與吳印咸拍攝的另一張著名照片《白求恩大夫在黃土嶺戰斗前線搶救傷員》相互比對,我們從這一大組影像中找出了白求恩在黃土嶺戰役前線工作的一組影像素材。我們甚至發現,攝影師吳印咸不僅拍攝了身處華北山區一處小廟中正在緊張工作的白求恩大夫,而且非常敏銳地抓拍了白求恩在野戰環境中為傷員細致輸血的畫面。如果對白求恩的個人經歷有所了解便可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白求恩將當時先進的輸血技術帶到了西班牙戰場前線,而他也將這一技術帶到了 1939 年的中國華北。吳印咸抓拍的這個細節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了他作為一名紀錄片攝影師的現場抓拍功力與深入思考能力。

限于《電影先鋒》的內容主線,我們在《電影先鋒》一片中無法展開更多有關白求恩在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活動內容。根據我們的了解,當年除了延安電影團以外,時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的著名攝影師沙飛也在1938 6 月到 1939 11 月間拍攝了大量白求恩照片。如果進一步將延安電影團素材與沙飛拍攝的照片進行比對,或可相互補充、相互印證,并挖掘出這些歷史影像本身所具備的歷史信息。

 

“東影”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

“dongying”shiqipaishexinwenjilupian《minzhudongbei》

上述案例充分說明,在文獻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需要高度關注相關歷史照片所包含的內容信息。照片不僅可以提供活動影像拍攝的背景信息,也有可能成為活動影像的直接對照。在判定了照片真實性的前提下,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應該將歷史照片作為活動影像研究中可以信賴和參照的坐標,將二者進行聯動研究。

 

三、基于真實基礎的文獻紀錄片藝術表達

文獻紀錄片的創作始于歷史影像,并以歷史影像作為創作的最大前提和最大約束。由于歷史影像的稀缺性和局限性,文獻紀錄片創作者時常面臨著畫面不足甚至缺失的困境。但是,文獻紀錄片真實性的原則又必須為創作者所恪守,因此如何在現有素材基礎上進行藝術表達,從而實現影片質量的綜合提升,是每一位文獻紀錄片導演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討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影像化的史學表達要用“史學 + 影視”的工作方法加以推進。也就是說,在基于史學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確保講述史實準確的前提下,綜合運用影視言和制作技巧,將畫面、聲音的表現能力與歷史信息來源形成有機結合。以下以《電影先鋒》的具體實踐為例,將工作方法具象化為四個方面:

 

第一,對位活動影像提升影片文獻價值

1895 年,盧米埃爾兄弟把輕巧的手動電影放映機帶到了巴黎。一段短短三十秒的默片《火車進站》卻將電影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推到了全世界觀眾的眼前。”

1941 6 22 日,德軍發動了代號‘巴巴羅薩’的行動計劃。一百九十個師、三千七百輛坦克、四千九百架飛機、四萬七千門大炮和一百九十艘戰艦壓向蘇聯。”

在文獻紀錄片《電影先鋒》中,針對上述兩段內容,我們分別使用了巴黎的一個咖啡館里有人手搖攝影機放映電影的場景和盧米埃爾兄弟拍攝的《火車進站》畫面以及紀錄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軍閱兵鏡頭加以呈現。前者的畫面內容本身已經具備足夠強大的說服力。后者從拍攝內容上雖然并不完全對位,但是時代準確、拍攝主體準確,生動營造出了德軍氣勢洶洶、大兵壓境的嚴峻氣氛。

另舉一例。在建構 20 世紀 30 年代上海遠東繁華大都會形象時,我們沒有使用大量解說詞進行渲染和鋪陳,而是從拍攝于上世紀 20 年代末到抗戰爆發前夕的歷史影像中精心選擇了身著西服的年輕人手持照相機拍照、大光明電影院外景、車身繪有大幅“上海啤酒”廣告的雙層公共汽車行駛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游樂場中人們在嬉戲等歷史影像,通過時代相符的畫面本身所傳遞的信息,讓當時上海的時髦與前衛之感撲面而來,并在視覺心理上強化了攝影與電影引領時代風潮的主觀印象。

 

第二,傳世歷史照片彰顯影片經典價值

在文獻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中,需要創作者格外關注、搜集、整理歷史照片,并通過對歷史照片的深度解讀和新鮮詮釋,彰顯文獻紀錄片的經典價值。

在《電影先鋒》中,我們使用了延安電影團以及同一時期國內外電影機構和個人拍攝的眾多歷史照片。基于細致研究、精心選擇、巧妙結構,我們比較成功地使它們成為《電影先鋒》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影片主題。

 

延安電影團戰士攝于寶塔山下的延安機場

yanandianyingtuanzhanshisheyubaotashanxiadeyananjichang

例如:在講述荷蘭電影大師尤里斯·伊文思等人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時,我們特意選擇了尤里斯·伊文思和攝影師羅伯特·卡帕手持攝影機的照片,以強化其電影先鋒的形象。

又如:我們挑選了一組當年由吳印咸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拍攝的個人照片,從表現延安電影團藝術創作高度和藝術性的角度進行了深入解讀:

“這一時期,延安電影團先后為許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拍攝過肖像照。這些照片極為準確地捕捉到了人物的個性。自信樂觀、溫厚淳樸的朱德,堅韌機敏、靈活灑脫的周恩來,內向持重、善于思考的董必武,心胸寬闊、高風亮節的林伯渠……這些以陜北窯洞為背景的照片,讓觀者感受著延安領袖們活潑而充滿樂趣的生活,為后世留下了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意氣風發、年富力強、睿智開朗而又平易近人的歷史形象。”

經過這樣的成組展示和解讀,這些領袖照片被賦予了更多內涵。

同樣的情況在《電影先鋒》中還有很多。比如:我們對延安不同時期吳印咸的個人照片進行展示,由以其個人形象的外在變化折射其內在思想意識的轉變。我們還通過特效手段將吳印咸拍攝的白求恩在黃土嶺戰斗前線搶救傷員的活動影像與經典照片結合起來,并配合解說詞敘述了這張照片對于攝影師吳印咸本人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拓展和說明了歷史影像與內容主體之間的關系。

 

第三,借助遺跡文物凸顯影片真實價值

毋庸置疑,歷史遺跡和歷史文物是文獻紀錄片拍攝的重要內容。但是,從何種角度、以何種方式拍攝歷史遺跡和歷史文物,從而讓它們為敘述故事、推進內容服務,則體現著文獻紀錄片導演的不同藝術追求。

“攝影機的轉動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靜。1938 10 1 日這一天,莊嚴的黃帝陵前迎來了一群八路軍模樣的人。他們是剛剛成立不久的延安電影團。一年前的清明節,這里舉行過一場隆重的祭祀大典。國共雙方各派代表,面對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共同表達抗戰決心。毛澤東特意撰寫祭文:‘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鏗鏘之聲仍猶在耳,抗日烽火卻已經燃遍了華夏大地。民族危難關頭,電影人也來到了祖先陵前。他們選擇從這里開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紀錄電影的拍攝——這就是《延安與八路軍》。盡管此時,延安電影團的每個人都無法預料自己究竟會為此付出多少艱辛。但是他們卻執著地相信,這將是一部立意高遠、無愧祖先的作品。”

這是《電影先鋒》的開篇解說詞。為了緊湊地打開故事敘述格局,盡快在觀眾心目中建立起紀錄片的真實印象,我們嘗試從歷史遺跡、歷史文物出發展開敘事,并通過多元方式與故事內容形成有機結合。經過精心策劃,我們拍攝了以下內容:

1)延安電影團當年在黃帝陵前的合影照片同機位鏡頭;

2)“黃帝陵”石碑及香爐特寫;

3)搖臂拍攝古柏森森;

4)毛澤東手書 1937 年清明祭文碑具體內容。

繼而,我們又前往中國電影博物館拍攝了收藏在那里的當年由吳印咸親手制作的照片冊,上面不僅貼著延安電影團在《延安與八路軍》開機時的合影,還有吳印咸親筆所寫的“從祖先墳上開始我們的工作”字樣。這些經過精心策劃之后拍攝的畫面,利用遺跡、文物本身所攜帶的歷史信息與解說詞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在表達上實現了層層推進、有效補充,實現了我們所希望的在影片開頭迅速賦予影片以可信度的目標。

同理,在創作《電影先鋒》的過程中,我們還陸續拍攝了位于北京西郊的火狐體育膠片庫房內外景、位于黑龍江鶴崗市的東北電影制片廠原址,并在中國電影博物館拍攝了當年錢筱璋剪輯《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時使用的放大鏡和 1950 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授予新聞攝影隊全體人員的“人民電影先鋒隊”錦旗等。

 

紀錄電影《電影先鋒》情景再現

紀錄電影《電影先鋒》情景再現

jiludianying《dianyingxianfeng》qingjingzaixian

筆者認為,在文獻紀錄片的創作中,拍攝遺址和文物固然是極具說服力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將所有與主題相關的遺址和文物拍攝下來就完成了作為文獻紀錄片創作者的使命。進行基于歷史事實出發的、有思考、有選擇、有藝術的拍攝和剪輯是文獻紀錄片創作者應該堅持和有意識的追求。

 

第四,運用音樂音響強化影片時代背景

聲音,作為影視藝術中的重要元素,一直以來在文獻紀錄片中都占據著重要角色。在《電影先鋒》中,我們特意搜集和使用了許多紀錄片中的電影原聲。比如:有一段內容講到尤里斯·伊文思等人希望拍攝真實抗戰影像的愿望受挫,經過秘密渠道與周恩來取得聯系,在其幫助下拍攝了一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開會的鏡頭。經過如此漫長的鋪墊之后,我們特意使用了一段《四萬萬人民》的原片解說:

“特別是在西北地區,他們實踐著非常規的進攻方式,快速進攻,快速撤退,切斷敵人的鐵路線和通訊聯絡,切斷他們的供給,在曠野給予突然襲擊。”

從內容上講,這段電影原聲簡潔明了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敵后游擊戰爭的特色。極其真實地體現出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政權的最初認識,也清晰地表達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和人民與國民黨抗戰的本質不同。加之是英語原聲,對于中國觀眾天然具備較為客觀的第三者視角。所以,引入這段原片解說傳遞給觀眾的信息體量遠遠超過聲音本身。

同理,我們在敘述抗戰結束后國民黨出兵搶占東北時,使用了一段《中國新聞》中的原片解說:

“久經戰場的新六軍,早年曾和盟軍共同在印緬戰場上作戰,獲得了國際間的榮譽。戰士們已經換好了皮帽子、皮衣服、皮靴子,還有皮手套。這完全是東北寒冷地帶的裝束。現在正由美艦上的衛生人員散射衛生藥水,以防傳染病的發生。”

這段原片解說充滿著褒揚驕傲的口吻,講述得非常細致,配合著在港口邊穿戴整齊的國民黨軍隊以及美國海軍士兵在中國士兵頭頂噴灑衛生藥水等畫面,無需增加任何解說詞,已然鮮活、真實地將國民黨方面裝備精良、志在必得的態勢表現出來了。

 

東北電影制片廠時期,送新聞片組和攝影隊進關拍攝

dongbeidianyingzhipianchangshiqi,songxinwenpianzuhesheyingduijinguanpaishe

海報2.jpg

在音樂方面,我們也非常注重使用具有標志性的時代音樂,并通過一些手段求新求變。比如:講述抗戰爆發時,沒有強化真槍實炮的斗爭,而是由周璇等人共同演唱歌曲《大家保衛大上海》傳遞給觀眾戰爭進行時的信息。除此以外,本片還有意使用了《夜上海》《畢業歌》《中國工農紅軍軍歌》《保衛黃河》《南泥灣》《兄妹開荒》等膾炙人口的時代作品。

 

四、余論:圍繞文獻紀錄片真實性的討論

結合文獻紀錄片《電影先鋒》的創作過程,筆者重點探討了真實性對于文獻紀錄片的重要意義,并具體談及了在創作過程中盡可能接近真實的工作方法。近代以來,伴隨著文獻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一方面不斷有新的歷史影像被人們從世界各地的收藏機構和個人手中發現而得以公之于眾,另一方面有關這些歷史影像的拍攝、流轉、使用歷程也在不斷的深入研究中變得日漸清晰。作為“視覺化的歷史研究”,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不僅要熱烈地追求“新史料”、追求新發現,更應該謹慎地體察后者,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中,細致嚴謹地辨析、梳理、考證歷史影像的內容及源流,并做到在剪輯過程中正確、合理地運用歷史影像以完成文獻紀錄片的敘述與表達。

1923 年,歷史學家顧頡剛針對先秦歷史研究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觀點,認為隨著時代發展,由于后人不斷為古史“創造”和添加材料,造成了愈晚近的上古歷史內容反而愈豐富的狀況。這種來自于歷史學的疑古觀點,對今天的文獻紀錄片創作具有借鑒意義。

在《電影先鋒》的創作過程中,我們的確遇到了大量存在于歷史影像中的信息不實問題,有的是因為一手原始素材場記缺失所造成的(比如:延安電影團《延安資料》、《晉察冀資料》),更多的則是不同來源和質地的歷史影像素材不斷被流轉和使用過程中由后人所造成的。對于前者,我們可以通過充分挖掘畫面本身所能提供的歷史信息,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手段,盡可能嘗試加以考證,充實其缺失的歷史信息。對于后者,我們需要具備一雙“火眼金睛”,在見多識廣的基礎上做到準確區分、嚴格區分、謹慎使用,否則對于一部文獻紀錄片的真實性將起到無可挽回的損害。

舉例而言,在講述抗戰時期的延安時,有一個高角度從塬上搖到延安城的大全景鏡頭經常被作為上世紀 30年代的經典歷史影像,被廣泛使用在多部文獻紀錄片中。

但是事實上,這個鏡頭拍攝于新中國成立后的 20 世紀50 年代初,原本是彩色的,后來在編輯相關主題紀錄片時被制作成黑白效果,繼而增加老膠片質感,逐漸成為一個具有年代感的經典歷史鏡頭。對于這樣一個畫面,在充分認識它的源流基礎上,今天的創作者需要小心謹慎地加以使用。筆者認為,在泛泛地介紹延安概況或者渲染氣氛時,這樣的鏡頭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創作者的主觀意圖需要通過畫面傳遞給觀眾有關歷史年代的具體信息,這樣的鏡頭就是不可接受的。

上述這個“層累式”的人為制造歷史影像的案例生動地說明,由于歷史影像相對有限,“移花接木”式的創作方法普遍地存在于文獻紀錄片的實踐中。這就需要創作者一定要將拍攝目的與表現內容保持一致的原始歷史影像和經過“移花接木”之后的、新聞化或紀錄片化的歷史素材影像加以嚴格區分,從而從影像方面切實維護并充分實現文獻紀錄片的真實價值。

 

(本文作者:火狐體育地理節目部編導)

 

【注釋】

1 例如:《我們的節日——慶祝延安電影團 45 年、火狐體育官方網站建廠 30 年》(1983 年),《瞬間與永恒》(2003 年)等。

2 例如:《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南泥灣》)、《延安生活散記》、《紀念白求恩》、《晉察冀歲月》等。

3 我和徐肖冰同志分為兩路,他到晉東南總司令部,我到平西;他用 35 毫米,我用 16 毫米,因此,16 毫米的片子也用了,材料確

實拍了不少。”參見倪震著《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吳印咸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 10 月版,第 83 頁。

4 詳見高維進著《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6 月版,第 61-63 頁。

5 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影視資料部 1949 年以前素材目錄編號 G21 目錄頁。原文手寫,內容抄錄如下:“延安資料518-538 21 本,錢筱璋、付月華 1992 年重新整理,21 本合成 16 本。現分為兩大部分:延安資料全 9 本,晉察冀資料全 7 本,原來 21 本放大翻正還保留(518-538),原 16mm 樣片 21 本(518-538)還保留;保留兩份不同的文字材料;21 518-53816 544-559。顯然,保留至今的《延安資料》包括了延安電影團兩個階段的拍攝內容,拍攝時間為 1938 10 月到 1945 年;《晉察冀資料》則基本可以被視為《延安與八路軍》未被帶到蘇聯的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部分拍攝素材,拍攝時間為 1939 1 月到 1940 5 月。”

6 根據錢筱璋、付月華的筆記,當年整理的場記共有 21 本、16 本的兩個版本,16 本的版本從主題上相對集中。

7 劉妮主編,吳筑清、張岱副主編:《親歷延安歲月——延安電影團攝影紀實》,人民出版社,2012 1 月版,第 10 頁。

8 劉妮主編,吳筑清、張岱副主編:《親歷延安歲月——延安電影團攝影紀實》,人民出版社,2012 1 月版,第 10 頁。

9 主要參考書包括:袁牧之著《袁牧之文集》,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年版;《千面人生——袁牧之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編《我們的足跡,1938-1963》(內部刊物);《百年吳印咸》,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 9 月版;倪震著《背著攝影機走向延安——吳印咸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 10 月版;王一巖著《他從青弋江畔來——錢筱璋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 2 月版;鐘桂松著《侯波與徐肖冰:瞬間與永恒》,大象出版社,2007 年版;吳筑清、張岱編著《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6 月版;劉妮主編,吳筑清、張岱副主編:《親歷延安歲月——延安電影團攝影紀實》,人民出版社,2012 1 月版。

 

 

 

火狐體育
官方網站

掃一掃
立即關注

關注新媒體

  • 移動終端
  • 音頻體驗
  • 網絡機頂盒
火狐体育 环球体育 英亚体育 英亚体育 火狐体育